渡邊川

昨晚, 龔卓軍老師的課去參觀陳界仁的<幸福大廈>片廠, 片廠地處偏遠, 找了好久才找到, 幾個女生一致認為自己一個人來絕對不敢走進去。

我們找人問路, 前面那一棟的工人竟然面露疑惑, 不知道陳界仁的作品就在後方, 所謂使用替代空間的藝術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旁邊的居民卻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同樣的, 如果陳界仁期望作品在作品之後可以在社會中掀起一陣討論的聲浪或漩渦, 我們該如何解釋作品展出的當下周邊的人們竟然會不知道作品的存在? 亦或是那些工人正身處於陳界仁作品中談及的被宰制勞工, 以至於根本就無心於關注周邊的其他事物?

不若印象中的台北, 這裡一棟棟的大型工廠景觀, 使人有一種貌似身處中南部的錯覺, 我們在高聳的空間裡曲折入巷,穿越高牆微炸的壁燈光影, 與斑駁的混泥土壁面擦身而過。管線, 機具, 鐵梯, 塑膠瓦頂, 綑綑木條, 和著機具運轉聲, 我們似乎就置身於龔老師所提及的一部影像作品中- 隨著沒有文字的影像與聲音, 逐漸進入一種工業式緊湊, 規律, 單調, 帶有一點陌生與焦慮的情緒氛圍中。

陳界仁在這個工廠區中租下一棟廠房, 集結一小群人, 組成他所謂的「臨時社群」, 一起在這裡以廢棄物件製作裝置作品, 並拍成一部電影。由於團隊成員來自於社運者, 小劇場演員, 學生, 檔案研究員等, 因此他們在作品中集結了許多身邊真實發生過的人事物, 以及近期, 當下這個世代的議題, 諸如家庭成員經濟情感的問題, 報酬少勞力重沒有保障四處遷移的臨時派遣工, 就業困難與低薪問題形塑的「在地流放」現象, 都更拆遷戶, 靜默行動, 樂生保留運動等。

整個參觀的過程主要分為三部份:

裝置作品, 座談, 演員於裝置作品與空間中拍攝的類小劇場電影。

我們隨意地走進工廠一二樓的各個角落, 空地, 房間裡, 觀看裝置作品, 工廠的空間壁面與物件都被製作團隊處理成灰燼般破敗的樣子。

每件作品都有搭配一段朗讀故事詩的錄音, 那些詩, 片片段段的捕捉了一些家庭中的難題（電影版是以字幕呈現這些故事詩）。實際觀看物件與聆聽聲音, 會比較單一的進入到一個個區域的環場情境中; 而電影則透過演員的演出, 以近乎小劇場的方式, 串聯了這些裝置場景的議題, 由於身處工廠區, 干擾的聲音很多, 因此拍片時不可能現場收音, 片中的聲響音效都是後製進去的, 此外光影與運鏡也帶領人連貫地進入一個遲滯, 絕望, 神經質的情境中。而當裝置場景物件與電影敘事一同包圍觀者, 可以走進去, 可以遠觀,  可以細窺, 整體的力量是非常強烈的。

電影放慢速度的演出與運鏡, 在剝離又清透的光影之下, 所有影像, 聲音, 都被細細地感受著, 平常很細碎微小的事物, 都變得很有個性, 我的耳根子連到頭皮一陣陰鬱脆麻。

（電影片段諸如：）

由監獄改成工廠再改成出租公寓的中庭裡, 一卡卡沉重至極的塵灰皮箱, 把影子拖在地板上, 透著集體失蹤的詭譎氣息。除了皮箱之外, 都沒有看到人, 訴說著都更拆遷戶事件中自殺的瞿伯伯（皮箱真的來自於瞿伯伯本人）。強制拆遷前的最後一天, 一個有著蒼白的臉, 僵硬的身體, 絕望呆滯眼神, 頂著一頭帶有灰塵般暗淡光澤的飄飛捲髮的女孩, 仍舊依照勞動的工作任務, 緩慢地搬運著中庭沈重的行李, 腳下的舊布鞋踏過地上一窪積水, 腳板抬起之後, 水漬由鞋底再度濺回水窪中的響聲, 以落寞的頻率回應著她。

患有重度憂鬱症的母親, 只留下一本字典和一疊照片, 替她向將來長大的孩子說話, 她坐在斷裂的床架上, 緩緩拿起孩子的衣物, 在手裡搓摸, 輕輕聞聞衣服的味道, 緬懷與道別孩子, 衣物摺好後置入在脆響中緩緩撥開的黑色大垃圾袋。母親輕聲地告訴孩子以後好好照顧自己, 就搭上計程車走了。接著她提著垃圾袋, 走進染黑如灰燼的報紙山中, 跪下, 用手掏挖出一個洞, 將兩個袋子置入, 再迴身掏撥報紙將之掩埋, 不斷地埋, 不斷地埋, 不斷地掩埋很久, 那手勢, 聲音, 都像是浪, 一濤又一濤的覆蓋, 很多次覆蓋, 道別。 

長期失業的父親, 蜷縮在撿來的舊傢俱裡, 櫥櫃雜亂地堆置, 櫃子抽屜滋長出一大堆工人制服, 

破鏡子, 老時鐘, 生鏽的電風扇, 也一齊散落在裡面。

抽屜裡貼的彩色海豚圖, 歡樂的跳躍在海面上, 莫名其妙的冷眼譏笑著抽屜外, 落寞無力聚集在工廠廢棄桌椅, 電話機, 一地的碎紙團中...頹廢與絕望無可抑制的垂掛在桌角。

廢棄的電路板, 螢幕, 大頭電腦殻, 堆積成山, 直陳派遣勞工的居無定所, 低薪勞動, 就連屈身搬運堆疊這些失去價值的殘物, 也是一種工作, 勞動, 儀式。

參觀中有一段對談的時間, 陳界仁談談他的作品, 大家也可以討論提問。龔卓軍老師, 與交大人社系的一個老師, 都是理論的背景, 而陳界人則是創作的藝術家, 現場出現一場理論與創作者的激辯, 也讓我看到兩種立場的人觀點的不同。創作者取材一段他認為很重要的事件, 名詞, 現象, 然後將之與自己的作品對話討論, 他認為事件很重要, 很有感覺, 該事件成了作品延伸想像發展的起點; 但是對理論者（人社系老師）來說, 他無法接受這件事情, 他認為所有的事件, 事件的時空背景, 事件的源起脈絡, 不同國家地區的相關事件, 若要引用參照都需要有理由; 又或者理論者（龔老師）會從所讀過的知識中去探究創作者是否在創作當下俱有某種理論或意識, 但是實際上有時候創作者並沒有想那麼多, 有時候只是感覺對了就那麼做。理論者與創作者兩者之間的觀點差異, 形成了拉扯, 這種落差的現象, 使我陷入了沈思。沈思理論質疑創作的必要性, 創作者提供了讓評論者發話與思考辨證的題材, 而激辯之下看似批判者佔了上風, 創作者支嗚難言, 創作者卻終究頑強堅守, 作品的存在本身就是事實, 創作也俱有無需理由即可成立的本質。那麼這場對話, 是否儘足以啓動批判者與聽眾的腦內運動？但是在這樣清晰的思路當中, 對話也幫助作品在時空中進行定位標的, 掃視過往與未來。

陳界仁與其臨時社群, 透過工廠, 片廠, 展場, 電影院, 複合的環場展演形式, 赤裸的凝聚一種焦慮壓迫, 迫使人去關注微小內裡的事件, 與在資本架空之下大眾總體「在地流放」的政經處境, 但是這些國家現存的問題與可能發展出來的趨向, 畢竟仍舊不可否認。

在絕望之下, 是否才得以點燃轉彎的契機？